1955年,全军开始授衔,当时共有55位将领被授予上将军衔,后来又有2位在1956年之后获得此荣誉,前后共计57位将军。在这些获得上将军衔的人中,有一位将领显得尤为特别,因为他曾经在地方任职,能够获得军衔授予,背后有着特殊的原因。
这位将领便是韦国清。韦国清不仅是一名军事将领,同时也是一位具备丰富政治经验的军政双能人才。他曾从事过教育工作,担任过政工干部,还亲自指挥过多次军事行动。其职业生涯涵盖了教育、政治与军事多个领域。
1929年,韦国清参加了由邓小平和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,跟随红七军开创了右江根据地。随后,他随红七军北上,与中央红军会师,并积极参与了反围剿战斗。1932年,他进入红军学校接受系统学习,毕业后留校任教,数年间一直从事教育工作。长征途中,红军学校与其他几所学校合并组建了干部团,韦国清担任特科营营长。干部团虽作战不多,但既承担过前锋任务,也负责过断后工作。
展开剩余70%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后,干部团与四方面军红军学校合并组建了新的红军大学,韦国清担任特科团代理团长,政委则是宋任穷。抗战爆发后,他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,负责在山西前线办学。随后,他调任抗大担任大队长。抗大第一分校成立后,由何长工任校长,韦国清担任训练部部长和副校长,负责具体管理和教学工作。
直到1940年,他才正式投身于前线作战,调任山东纵队担任支队政委。1941年,他被调任新四军第九旅政委兼旅长。这支部队是由张爱萍亲手组建的,而此时张爱萍已经调任三师副师长。1944年彭雪枫牺牲后,四师领导班子发生变化,张爱萍升任师长,韦国清则担任副师长职务。
解放战争期间,韦国清调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及苏北军区司令员。1949年,他被派往第十兵团担任政委,与叶飞密切配合,成功解放了福建全境。在长达二十年的战斗生涯中,他累计从事军事教育达八年,政治和军事工作共十二年。
1950年,这位将军原本被派往外交战线担任大使,因其曾在抗战后担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徐州执行小组首席代表,拥有丰富的外事经验且表现出色。然而,由于身体状况不佳住院治疗,期间被调任为军事顾问团团长,赴越南协助作战和军事建设。在接下来的六年中,他主要精力都投身于越南,协助当地军队作战和组建军队。虽然名义上被任命为公安军副司令员,但实质上仅是挂名职务。1955年,当时仍在越南工作的他,被选为广西省省长。1956年回国后,许多老领导希望他回到军队任职,但毛主席认为既然是广西人民选出的,就应尊重民意,让他在地方继续履职,毕竟广西也是他的家乡。
按照一般授衔原则,主要从事地方工作的干部通常不再参与军衔评定,那为何韦国清能够被授予上将军衔呢?解放军由三大主力红军发展而成,这些红军本身也由多个“山头”组成,尤其是红方面军中的派系更为复杂。南昌起义、秋收起义和湘南起义铸就了红一军团,平江起义造就了红三军团,而百色起义则孕育了红七军。
红七军的代表张云逸被授予大将军衔,那么代表红七军获得上将的又是谁呢?李天佑、陈漫远和韦国清都是兵团级将领,资格上都符合授予上将的标准。陈漫远因已转为地方职务未再授衔,韦国清虽挂名公安军职务,最终由李天佑和韦国清代表红七军获得上将军衔。
军队在授衔评级时,会综合考量军功、资历、战绩、职务,还会兼顾各方面军的代表性、少数民族干部和起义将领的平衡。韦国清作为一名壮族将领,获得上将军衔,也体现了一定的照顾和代表意义。
综上种种,或许这就是总干部第一副部长宋任穷所说的“因特殊情况”而获授军衔的原因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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